第十二章 国民收入核算
案 例1:人均GDP不是人均收入——国民收入核算
2001年初《北京晚报》报道，2000年北京的人均GDP达到了2700美元，按人民币与美元1比8的简单换算，约为2万余元。不少读者给报社打电话说，前几天刚报道过北京人均年收入为 1万余元，现在却翻了一番，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两个数字都没错，关键是读者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回事了。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我们经常听到GDP等名词。从这些名词中我们可以了解整体经济概况。因此，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即使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重要的。
用数字来衡量一个经济生产与收入的整体状况称为国民收入核算。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缩写为GDP）。它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与无形的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
理解这个概念时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一国指一国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在一国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所生产的最终物品都是该国的GDP。第二，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包括一年内所生产的销售或未销售出去的所有最终物品，但不包括以前生产而在本年销售出去的物品。例如，假设某国在2000年盖了1000亿元的房子，只卖出800亿元，这1000亿元都应计入2000年的GDP，如果在2001年又卖出了剩下的200亿元，这200亿元则不能计入2001年的GDP。第三，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只计算最终物品而不计算中间物品。最终物品是最后供人们消费的物品，中间产品是作为生产要素再投入生产的物品。第四，最终物品中既有物品也有劳务，在现代经济中劳务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第五，按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如果按统计机构确定的基期的价格计算则是实际GDP，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则是名义GDP。
GDP反映了一国整体经济的规模和状况。实际GDP增长的百分比称为增长率。实际GDP与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GDP（称为潜在GDP或充分就业的GDP）之间的背离反映了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状况。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称为GDP平减指数）可以衡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程度。所以，GDP是国民收入核算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把实际GDP除以一国人口数则得出人均实际GDP。新闻中所报道的2000年人均GDP为2700美元就是指人均实际GDP，即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人均实际GDP反映出一国的富裕程度。世界银行在比较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与规模时按实际GDP排序，在比较各国的富裕程度时按人均实际GDP排序。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还有其他四个指标，这些指标都可以根据GDP推算出来。国内生产净值（英文缩写NDP）指一国一年新增加的产值。我们知道，在一国一年中所生产的最终物品中有一部分要用于补偿生产中所消耗的东西（称为折旧），减去这一部分才是净增加值。因此，从GDP中减去折旧是NDP。
国内生产净值（NDP）并不是国民收入（NI），简单来说要从NDP中减去间接税才是国民收入。间接税是税收负担不由纳税人承担的税收。例如，对汽油征收的销售税。汽油生产者和销售者是纳税人，但他们可以通过提价把税收全部或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承担了全部或部分税收。这种税就是间接税。国民收入是一国居民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得到的各种收入之和。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生产成本。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而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间接税。因此，从NDP中推算出国民收入时还要减去间接税。我们经常听到人均国民收入这个词。严格来说，人均GDP不等于人均国民收入。有时媒体中把这个概念等同起来，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家也接受了。
国民收入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收入之和，所以，报纸上说的人均收入还不是人均国民收入。如果我们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称为公司留存利润，用于投
资），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利息（国债利息）就称为个人收入（PI） 。从这种个人收入中减去居民向政府交纳的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转移支付（比如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津贴）才是个人可支配收入（PDI）。这种收入可以直接由个人支配，用于消费或储蓄。报纸上所说的北京市2000年人均收入为1万元多实际上指的是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所得到的收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严格地区分这些概念，所以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新闻媒体有时也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些不同的概念。这次误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当你了解了这些概念的含义与区别时，你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概念。
新闻媒体还告诉我们，近几年内北京的人均GDP要达到6000美元。人均GDP高低决定了人均收入高低，对这条消息你应该感到高兴。但千万别天真地认为，到那时人均收入也是6000美元，或近5万元人民币。要是你按这个数字去做出买房、买车的计划，到时会失望的。要是企业按这个数字去盲目扩大生产，到时又会卖不出去。可见了解这些概念对每个人都同样重要。
案 例2:GDP与GNP——全球经济一体化
以前各国在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所用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以后一律不用GNP,而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GDP与GNP之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把GNP改为GDP呢？在这两个词的改变中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含义。从字面上说，GDP和GNP都是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物品与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关键在于对“一国”的解释不同。GDP的“一国”是指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只要在某一国的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生产的还是外国人生产的，都是该国的GDP。GNP的“一国”是指一国的公民。这就是说，只要是一国的公民，无论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国外生产的，都是该国的GNP。
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这两者之间有固定的关系。这就是说在GNP中加上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产值（外企在本国的产值）减去本国公民在外国生产的产值（本国企业在外国的产值）就是GDP。或者说GDP中减去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产值加上本国公民在外国生产的产值就是GNP。一般国家GDP与GNP在数值上的差额也就1%-2%左右。
既然这两者之间有数量上确定的关系，从一个可以推算出另一个，而且差别又不大，为什么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把过去用的GNP改为GDP，实际上已经放弃了GNP这个概念，而且，各国也都这么做了呢？
从GNP变为GDP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变化，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这个重要的趋势。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产品很难分清是哪一国生产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福特牌伊斯柯特型汽车，零部件来自15个国家，你说是美国公民的产品呢，还是外国公民的产品？看看当今世界，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由一国公民生产的。别说飞机、电脑这种复杂的产品了，就连巨无霸汉堡包这种东西也很可能牛肉是欧洲的，面粉是加拿大的，番茄酱来自墨西哥，而生菜来自美国。你说这只小小汉堡包是哪国公民的产品？
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无法分清某种产品是哪个人或企业生产的。今天的全球一体化使人们无法分清某种产品是哪国人生产的，也许将来我们都无法分清某一种产品是哪个星球的人生产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可能也无必要分清哪一国人生产了什么，因此，用GDP代替GNP不仅在统计上简便，而且也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映。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名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过去人们强调的是民族工业，即由本国人所办的工业。保护民族工业往往被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颇有号召力。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工业应该用境内工业的概念来替代。境内工业是在一国领土上所兴办的工业，无论是国人办的，还是外国人办的，还是合资的。一些人担心，外资企业太多岂不要由外国人控制本国经济命脉？所以，总有人呼吁要限制外国人控制本国工业，甚至把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灾难。其实外资在一个国家里要遵守该国法律，并向该国政府纳税。这哪里有主权的丧失？外国企业雇用本国工人，繁荣本国经济，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解决了国内资本不足，何乐而不为？把外资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已经是过时的观念。说的严重一点，也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当然，对外的开放要有一个过程，引进外资要有一定的规章，在开放中也会与他国产生各种矛盾，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无法阻挡的。经济一体化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放弃冷战思维，还固守陈旧
的民族工业概念，在今天能有前途吗？
最后，还要看到，GNP变为GDP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经济，80年代以前的宏观经济学即使考虑到开放经济，也是把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分开，先研究封闭经济，然后再分析开放经济。这样的方法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许多经济学家都探讨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间题，即从一开始起就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分析一国的宏观经济。这就向宏观经济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之下，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实行浮动汇率 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于财政政策。在实行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的封闭经济中，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于货币政策。他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的重大贡献之一正是这种开放经济下的政策分析。根据这种理论，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合。在开放经济下，紧缩性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的 抑制作用不大，但又可以减少赤字，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有助于繁荣。这样，克林顿政府既减少了财政赤字，实现了财政平衡略有节余，又保持了长期繁荣。可见GNP变为GDP还有更多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案 例3:幸福不仅来自GDP—GDP与经济福利
60年代美国人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迷信GDP。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批评了这种风气。他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也许他的话极端了一点，GDP毕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但他的话中有真理，因为GDP决不是幸福的惟一来源，GDP并不等于经济福利。
从物质意义上说，幸福来自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劳务。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但经济中许多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不统计在GDP之内。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务也是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经济活动，但它不通过市场交易，不在GDP之内。市场交换越不发达，这部分活动的比例越大。
GDP中还不包括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贩毒），还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管制的隐蔽经济活动，如市场上无许可证的生产者或无营业许可证也不纳税的流动摊饭。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也要占到GDP的5%-l5%。而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可能占GDP的70%以上。尽管不同经济学家估算的地下经济大小范围不同，但都承认这种未计入GDP的经济活动在各国都相当大。如果把GDP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因为GDP与未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这种失误并不大，但如果用来判断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各国的遗漏不同，这种失误关系就大了。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并不是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幸福相关。例如，军火生产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许多军火产品与我们的幸福无关。相反，多生产了军火，使用了本来能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还会减少我们的幸福。两个GDP相同的国家，一个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另一个奉行和平中立。前一个国家的GDP中军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一个国家军火生产很少。这两个国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GDP也曾经相当高，但它们的人民有幸福吗？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而与价格关系不大。例如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急剧下降。按价格计算也许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是巨大的。现代杜会中，许多产品的趋势是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下降。仅仅按价格计算无法反映这种趋势。
环境和闲暇是影响人们经济福利和幸福程度的两大因素，但GDP统计中无法正确反映这些因素。经济活动会带来环境污染，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生产，GDP无疑增加了。但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这能有幸福吗？经济活动带来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闲暇是人幸福的来源，减少闲暇会增加GDP，但人们没有或减少了闲暇，经济福利虽然会减少，我们用闲暇去从事各种精神或没有产值的活动，例如听音乐、运动、与朋友聊天，都不会引起GDP增加，反而要减少GDP。但这种GDP的减少却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衡量经济福利也不是少数人的经济福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一个社会如果收入悬殊过大，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人难以为生，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克普格曼认为，社会经济福利取决于生产率、失业率与收入分配平等程度。GDP可以反映出生产率与失业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状况。其实收入分配差别太大、社会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数人也谈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为GDP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福利，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蒙斯提出了经济福利衡量指标，萨缪尔森提出了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企图对GDP进行校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经济福利，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GDP是生产的衡量，而经济福利衡量指标和纯经济福利是要衡量对福利做出贡献的消费。因此，这两个指标要在GDP之上减去某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加上某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GDP的项目。具体来说，减去GDP中没有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如家务劳动、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计算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话说回来，GDP并不是不重要。它毕竟是幸福与经济福利的基础。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话：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第十三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案 例1:假日经济有多大作用？——消费函数理论
在“五一”、“十一”、春节的长假期间，外出旅游的人增加，商店的顾客也人头攒动。于是，人们把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假日带动消费上，并称之为假日经济。其实假日经济尽管很火也不过几十亿元而已，更别说假日之后还会冷落。假日经济这匹小马怎么能拉动经济这部大车呢？我们只要对消费函数理论有所了解，就能知道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假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南柯一梦。
经济学家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消费函数。我们还可以用两个概念来说明消费函数。一个是平均
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例如，社会收入为2万亿元，消费支出为1.5万亿元，平均消费倾向就是0.75。另一个是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消费支出与增加的收入之比。例如，收入增加到3万亿元（增加了1万亿元），消费增加到2万亿元（增加了0.5万亿元），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5。
消费函数理论最早是凯恩斯所提出的。他确定了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把收入作为影响消费支出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贡献。但凯恩斯主观地推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少，却是错误的。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了长期中的消费与收入关系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等于边际消费倾向，而且，是稳定的。这就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经济学家不仅从数据上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而且还从理论上解释了这种现象。这些解释消费函数稳定性的理论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函数理论，各种消费函数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要从一生的角度来安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人一生的消费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每个人的消费与储蓄不同。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消费大于收入，有负债；在中年时收入大于消费，有储蓄；在老年时消费又大于收入，用储蓄支付。每个人都按这种方式消费。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稳定时，消费与收入的比例就是稳定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即长期内的稳定收入。不确定的暂时性收入变动对消费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长期中，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这两种理论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都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消费函数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假日经济的认识。既然消费取决于收入而不是有没有时间消费—假日多长，那么，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就很难增加消费了。或者说，刺激消费的方法是增加收入，而不是放假。现在我们经济中的消费不足不在于高收入者没时间消费，而在于低收入者没钱去消费。当城市中失业人口和低收入者居高不下时，放假有什么用呢？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我们消费的主力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收入增加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许多人强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但总是启而不动。其原因就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加问题，恐怕刺激消费无从谈起。
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假日经济也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消费函数是稳定的，即人们收入中消费的比例，从整个社会来看是稳定的。假日经济消费并没有增加总消费或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只是改变了消费的方式和时间而已。假日出去旅游的人以旅游这种形式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很可能要减少其他消费，例如，少买几件时尚服装，少去几次饭店，或推迟购车计划。商店更多遇到的情况是，节假日人头攒动，销售额猛增，但节假日过后冷冷清清，平均起来并没有什么增加。假日期间消费增加仅仅是消费方式不同和季节性变化，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在国外，圣诞节也是消费高峰，有些地方，圣诞节的购物要占一年购物的1/3左右。但决没有什么圣诞节经济之说，也没有人希望由圣诞节经济去拉动经济。
在宏观经济中，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有两点重要的含义。一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是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就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占2/3左右。这就使经济能基本保持稳定，即使发生衰退也有底线，因为无论如何衰退，人们还要保持稳定的消费。例如，在美国1991-1992年的衰退中，消费支出并没有减少。这种消费的稳定性使经济衰退不太严重，并能较快地从衰退中复苏。二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使得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较为困难。在总需求中，波动最大的是投资。因此，使经济走出衰退或实现繁荣的关键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刺激投资。总把刺激消费，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甚至寄希望于什么莫须有的假期，经济，有点走入了误区。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发展假日经济，更不是反对放长假，只是认为不要扩大假日经济对刺激整个经济的作用，把假日经济神化。
案 例2:中美消费倾向比较——决定消费倾向的因素
据估算，美国的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约为0.68，而中国的消费倾向是0.48。有人解释引起这种差别的是消费观念。美国祟尚享受，今天敢花明天的钱。中国有节俭的传统，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在经济学家看来，消费观念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所以，不能用消费观念去解释这种差别，而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不同消费观念的经济原因。
正如消费函数理论所指出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但这种收入并不是现期收入，而是一生的收入或持续三年以上的固定持久收入。决定一生收入或持久收入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期。这就是说，人们的收入预期越稳定，消费支出越多。相反，即使现在收入水平高，但如果未来预期收入不确定性高，那么，人们也不敢增加消费，而要把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防患于未然。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些年来经济强劲增长，这就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增加有信心，相信未来预期收入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股市价格上升，消费倾向从长期以来一直稳定的0.676上升到0.68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个转型中国家，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打破了。人们普遍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的心态。一些企业倒闭，部分工人失业，机关等事业单位调整，也会有人暂时失去工作，即使现在收入高的，对未来的收入也没有十分把握。一切都在变，未来会怎么样，许多人心中没底。正是这种心态制约了人们的消费支出。消费信贷已开始实行，但绝大多数消费者不敢问津。在面对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时，有多少人敢借钱去买车、旅游或办婚事呢？
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面广而水平较高。失业有失业津贴，老年人有养老金，看病有医疗保险或政府医疗援助，低于贫困线之下有贫困津贴，多子女单亲家庭有补贴，孩子上大学可以容易地得到奖学金或贷款。这一切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优，花起钱来当然大方了。转型中的中国原有计划体系下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适用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覆盖面不够广，二是总体水平低。社会保障要适合我们的国情，以现有的国力难以迅速扩大和提高。与社会保障配套的私人保险也不完善。所有这些都制约了消费支出。在人们要考虑到未来养老、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低也是正常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提高。
一国的消费倾向低，还与收入分配格局相关。在总收入与人均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消费倾向越高。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就个人而言，消费倾向实际与收入是反方向变动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别越大，消费倾向就越低。这是因为，高收入者得到了社会的大部分收入，而这些收入又有大部分被他们储蓄起来了，低收入者尽管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太少，这样，整个社会消费倾向就低。假设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为0.8×0.2＋0.2×0.7＝0.16＋0.14＝0.30。如果另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则消费倾向为0.2×0.2＋0.8×0.7＝0.6。
经济学家们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富人消费倾向高于穷人是古典学派的假设。凯恩斯根据这一点把收入平等化作为增加消费的政策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卜·罗宾逊根据这一假设提出，经济增长以储蓄率提高为条件，而提高储蓄率就要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其不平等程度已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无论收入的两极如何悬殊，只要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的消费倾向也是较高的。这个阶层是重要的消费者。美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加剧，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富人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者占的比率小。消费倾向自然不会高。
所以说，中国消费倾向低不是有什么节俭的传统，而是穷。穷而要活下去，只有节俭。不能开源只有节流。一个国家有什么传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节俭是中国长期落后贫穷的结果，说不上是什么美德。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如果一味节俭，发展生产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年经济增长不如以前，失业人数（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许多人都感到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报刊也在呼吁人们打破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寻找新的消费热点，想方设法增加消费贷款，多次降息，但效果并不大。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机会、提离收入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是增加消费的正路。当然，这些做法不能立竿见影。增加消费，提高消费倾向决非只争朝夕的事。别忘了美国的消费倾向从0.676提高到0.68，仅仅0.004个百分点也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呢！
案 例3:穷国的富人爱打高尔夫球—相对收入与示范效应
当富国的富人常去打高尔夫球时，穷国的富人也以打高尔夫球为时尚。当一国的富人率先穿上西装时，该国的穷人也以穿西装为荣。为什么穷国模仿富国的消费方式，穷人模仿富人的消费方式呢？当这种模仿成为消费中的一个规律时，它对整体消费有什么影响呢？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回答了这些问题。
经济学家在分析宏观消费问题时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的。这种理论认为，消费者消费的目的是实现效用最大化；效用取决于个人偏好。微观经济学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假设消费者的个人偏好是既定的；不同消费者的偏好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杜森贝利认为，把消费者的偏好作为个人的事情，认为不同消费者的偏好互不影响是错误的。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相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的效用不仅来自于个人消费中物质与精神欲望的满足，而且还来自于与别人消费的比较。效用是一种主观感觉，效用的大小要受到其他人消费的影响。这样，消费者的偏好就不是孤立、既定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从偏好的相互依赖性出发，杜森贝利证明了消费不是取决于消费者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取决于收入的相对水平，即在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地位。例如，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的偏好要受与自己收入相当的其他人影响。当这个阶级的其他人都购买汽车时，尽管他上下班很近无需汽车，也会受其他人偏好的影响而购买汽车，因为这象征着他的身份。使他决定购买汽车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个人的偏好和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他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即相对收入。
消费的相对收入假说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宏观经济现象。
根据对长期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消费是稳定的，即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都是稳定的。相对收入假说对此做出了解释。在长期中，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者收入也增加，但除非发生重大社会变革，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很小，各个收入集团的相对地位不变。这样，长期消费函数就是稳定的。
相对收入假说得出了两个推论：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人要在社会上维护自己的自尊。自尊通过人的社会地位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收入，并通过消费表现出来。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和消费方式被作为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为成功的标志。他们的消费方式成为其他人模仿的目标。这种高收入水平者的消费方式对其他人所起的示范作用就是示范效应。在消费中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穷国的富人学习富国的富人打高尔夫球，一国的穷人模仿富人穿西装，都是示范效应的结果。在现实中示范效应引起某种消费时尚。在国际上富国的消费方式为其他国家模仿，成为消费时尚。在一个国家内，富人的消费方式被其他人模仿，成为消费时尚。了解消费时尚对预测需求变动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各个阶级的人在长期中形成与自己相对收入相称的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当短期中收入减少时，人们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并不会迅速减少消费。这种收入习惯引起的消费减少慢于收入减少的现象称为棘轮效应。在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破落的贵族宁愿借债也要保持贵族式消费的做法正是棘轮效应在起作用。
现代社会中人们处于丰富的高质量商品的包围之中，这使人不断产生提高自己消费水平的冲动。同时，示范效应的存在使低收入阶级有向高收入阶级消费方式学习的冲动。这样，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也在提高。棘轮效应的存在又使消费不会随收入暂时减少而下降。这不仅使消费函数稳定，而且，对我们认识消费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有启发。
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收入假说证明了，消费支出与收入的比例是固定的，消费的绝对支出量在一直增加，即使经济衰退，收入暂时减少时，消费支出量也不会减少。这表明消费本身是一种稳定经济的自发机制。由于消费本身稳定性的特点，要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并不容易。
这种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以节俭为美德，消费水平低下，不利于发展。在经济开始发展时，出现了一个富人阶级，他们的消费方式被作为成功的标志，成为各阶级效仿的榜样，这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有利于刺激发展。
但富人的这种示范效应也是一把双刃剑。当这种消费水平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形成超前消费时，就会减少储蓄，把本应用于发展的资源用于消费，制约了发展。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曾出现过这种超前消费。一些富人喝酒要法国的XO，坐车要德国的宝马。在富人带动的以消费洋货为荣的风气下，宝贵的外汇用于消费，国内消费品工业得不到刺激，产生了不利影响。
穷国的富人爱打高尔夫球并不可怕，问题是如何把富人引起的示范效应引导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十四章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
案 例:中国的IS-LM模型
IS-LM模型的假定：需求决定产出（社会需要多少产品，厂商就愿意生产多少），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严重供给不足，不能用该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逐渐显示出需求约束性特征的背景下，就有必要建立中国的IS-LM模型。
根据统计资料测算，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为：C=412.839+0.4538y；投资函数为：I=-725.5516+0.4264y-19.5494y；货币需求函数为：L=0.4939y-104.2760r。则可以推算出IS曲线：y=1312.4325-60.6808r+
从上图可以看出：（1）IS曲线较陡。较陡的IS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对利率变化反映不灵敏导致的；（2）LM曲线较平坦。较平坦的LM是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较敏感导致的。
第十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实践
案 例 1:美联储2001年的多次降息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政府时代经历了长达8年高涨以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国内生产总值以年率表示的季度增长率从第一、第二季度的4.8%、5.6%下降到第三、第四季度的2.2%、1.4%。制造业存货从2000年4月开始连续9个月增加，而制造业活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股票价格指数则逐月连续下降。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央行——联邦储备系统连续采取行动：
联储的行动在股票市场上迅速得到了反映。1月初联储宣布降息后，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上升299.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也上升324.83点。1月底再次宣布降低贴现率后，股票市场反映就不及月初那样强烈。但人们还是预料，在联储调控下，美国经济有可能避免衰退。
但正如基本理论所说，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反衰退方面作用有限。联储几次降息并未能有效刺激经济。这使联储不得不再次降息，从2001年初到6月底，联储6次降低利息，降幅达2.75个百分点。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在美联储如此大幅降息动作刺激下，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疲软状态的美国经济在当年下半年应当出现明显好转。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6、7月份经济继续处于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尤其使人不安的是，制造业的衰退开始波及其他部门。造成这样疲软的原因，一是企业投资下滑。由于绝大多数企业盈利状况没有改善，不得不裁员，投资继续减少。二是美国经济疲软波及其他国家，日本经济恢复无望，欧洲经济开始放缓，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形势仍旧恶化，再加上美元坚挺，美国出口受到严重打击，2001年上半年出口比2000年下半年下降2.3%。三是华尔街股市萎靡不振，失业上升，使消费支出增势减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
这次降息，表明了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决心运用利率杠杆促使美国经济走出疲软困境。1991年，为了促使经济走出衰退阴影，美联储曾一口气降息9次。这次从2001年1月到8月，又一次连续降息7次，力度可说不小。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就是这样对美国经济进行调节：在经济趋于高涨时，实行适当的收缩，以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趋于衰退时，实行适当扩张，以防止经济过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企业盈利能力增强，需求逐步上升，加上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物价水平开始上升。这样，联储认为，可以逐渐调整刺激性货币政策，转而采取加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案 例2: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财政政策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局部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较长的稳定时期，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经济波动并未消除。1946—1985年，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和英国先后发生了7次程度不同的经济波动，法国也爆发了5次。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重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坚持平衡预算。
尽管二战时期的成就说明了赤字财政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简单地接受赤字财政思想。他们交替运用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付波动，然而，他们却没有放弃年度平衡预算或周期平衡预算的目标，因而在他们的任期内出现的财政赤字数额较小。在杜鲁门的任期内的1948年，曾采取过减税措施，但是，由于战争结束后联邦支出急剧下降，到1948年联邦支出已降到360亿美元。所以，在杜鲁门任期的8个财政年度中，有4个年度出现了盈余，8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净额为44亿美元。艾森豪威尔1953年就任总统后表示要紧缩开支和减少国债。1954年，美国国会又一次通过减税法，但艾森豪威尔坚持减税必须以平衡预算为前提。1958年，艾森豪威尔又提出了整个经济周期预算平衡的观点。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8个财政年度中，也有3个年度出现了盈余，8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净额为158亿美元。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时，经济上看得见的成绩是从1953年到1960年消费物价指数只增加了12.7%，和以后物价上涨的幅度相比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劳工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自1953年以来失业率在任何一年都没有低于4%。同时，经济增长缓慢。从1953年到1960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2.5%。
第二阶段是1961—1968年，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实行赤字财政。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他在一批受过凯恩斯主义系统教育的经济学家影响下，明确提出不怕赤字预算的观点。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时期失业率上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快，是因为财政政策过于保守，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不过他的侧重点不在扩大政府开支而在减税。1963年初他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减税和改革税制的特别咨文，要求削减个人所得税20％，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91％下降到65％，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由52％下降到47%。这次减税以解决发展不足与失业问题为目标，特点是在还有赤字的条件下减税，这和艾森豪威尔以平衡预算为条件实行减税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继承了他的政策，这个减税法案于1964年被国会通过并实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5.2％，失业率有了较大的下降，1963年看上去像钉住不动的5.7％的失业率到1964年下降到5.2%，1965年再降到4.5%，到了1966年失业率已降到了被认为是自然失业率的4%以下，出现了持续几年的经济增长。这是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全盛时期。
但是，就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赤字财政可以消除经济衰退的时候，却已经潜伏了危机。一方面，由于把赤字财政作为常规手段，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肯尼迪任期的两个财政年度均出现赤字，累计赤字达119亿美元。约翰逊任期的六个财政年度有5个财政年度出现赤字，6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净额为420亿美元。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一时繁荣是在消费信贷支持下对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增大以及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刺激下得到的，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这些都为美国经济70年代的停滞埋下了祸根。
第三阶段是1969—1980年，赤字财政政策遇到麻烦。
这个时期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政治上动荡、经济上陷入“滞胀”的时期。政权先后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次换班，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提高油价，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经济呈现出不稳定的周期循环。70年代年平均失业率为6.2％，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7.4％，均居于很高的位置。详情如下表所示。
美国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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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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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 |
4.9 5.9 5.6 4.9 5.6 8.5 7.7 7.1 6.1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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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 |
5.5 3.4 3.4 8.8 12.2 7.0 4.8 6.8 9.0 13.3 |
资料来源：《总统的经济报告》，第204、205页，1983年2月。
由于周期性不稳定、迅速提高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作用，70年代的经济显得一片混乱。这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0—1973年的周期，1973—1978年的周期和1979年谷底。各周期均呈金字塔形，每一周期阶段均具有高失业率和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大的财政赤字（70年代每年均有巨额财政赤字，共达3275亿美元）。由于通货膨胀保持甚至提高了名义收入，虽然就业减少，但税收收入并没有下降。然而，由于税收收入落后于支出的增加，因此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这些现象还因为人为的扩张性措施而得到强化，其中包括1971年、1974年与1978年的历次减税。70年代内在稳定因素在财政政策中未起到维护经济稳定的作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并非总是有效，而货币供应量又急速增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没有缓解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上升的趋势。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使得经济增长停滞。这种“滞胀”困境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相反，人们却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于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依靠资本主义内在力量调节经济，实行平衡预算，抑制通货膨胀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重新抬头。
案 例3: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亚洲许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遭到重创。由泰铢贬值开始，不少亚洲国家货币纷纷贬值，我国政府从维持亚洲地区经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就必然影响我国出口，因为周边国家货币贬值而我国货币不贬值，必然会影响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再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看，几年来为治理通货膨胀而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适度从紧的效应已强烈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市场低迷，物价下跌，内需严重不足。
内需和外需都不足，怎么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转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国际上更通行的说法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按当时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解释，国人可能不太适应扩张性说法，故换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
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始终坚持经常性预算不打赤字，建设性预算不突破年初确定的规模。在银行存款增加较多，物资供给充裕，物价持续负增长，利率水平较低条件下，发行国债搞建设既可以利用闲置生产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减轻银行利息负担，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可谓一举多得。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了国债10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这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推动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也成为当年亚洲地区惟一保持经济较高增长速度的国家。
为了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从1999年到2001年，我国每年增发国债都在500亿元以上。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部大开发等跨世纪工程也得以启动，这对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后劲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过去6年间，平均每年增加就业岗位120万——160万个，6年共增加就业700万——1000万人，为促进社会稳定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自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预算赤字也就一直处于较快上升之中，从1997年底的1131亿元，2003年底已增至3198亿元，增长近2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即赤字率已由1998年的1.20%上升到2002年的3％，达到了国际普遍认同的债券警戒线水平。
2003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形势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如果说原来地方政府、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从而需要中央政府以积极推行财政政策的话，那么，到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许多地区已显现出一股投资过猛的热浪，而且结构很不合理，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房地产投资增长特别快，这些行业的投资中，中央政府所占的比例已很小，主要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的投资。例如投资于钢铁的资金有76.1%是企业自筹，财政资金仅占很小比例。这一方面表明，前几年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已使整个国民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氛围已产生明显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仅如此，从1998年到2002年底和2003年初这些年间，我国民营资本已有长足发展，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应当逐步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自己去进行。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中央投资，大规模发行国债，则势必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和抑制作用，因为财政投资一般不赢利，或者回收期限很长，因此，只能靠增加税收来偿还国债。在这样一些背景下，财政部审时度势，做出了要将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财政政策的及时转变。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投资扩张力度将减弱，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项目，同时，对国债使用的结构和方向进行调整，由拉动投资需求转变为刺激消费需求，由拉动第二产业（制造业）转向拉动第一产业，尤其是农林和环境生态等方面。当然，为保证在建工程完工，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也需要一个过程。
案 例 4:稳健货币政策中的“适度从紧”
1997年以来，我国所实行的货币政策长期被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强调的是货币信贷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大体保持协调关系，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就要求适度调整的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例如，从2001年11月份开始，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开始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局面长达14个月，这种通货紧缩不仅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不足，整个经济增长乏力。但是，在2003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由负转正仅一年时间，通货紧缩阴影尚未完全消散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趋势。这种过热，主要表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几个行业，而有些产业例如农业的投资还严重不足。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2004年第一季度钢铁、水泥、电解铝投资增长又分别达到107.2％、101.4％和39.3％，而农业投资增长率只有0.4％。其原因有几个，一是1998年以来我国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实施中的投资项目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必然带动钢铁、水泥等行业热起来；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各地搞“政绩工程”；三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后，利益主体也多元化，使地方政府与经济主体间形成默契与投资合力，再加上房地产行业在这几年的暴利引诱，造成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异常投资冲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以及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调这两大问题，在银行信贷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从2003年来看，全年贷款2.8万亿元，广义M2增长达20％，这显然是过度投资导致的过度货币信贷增长。根据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央行提出2004年广义货币M2增长17％，新增贷款2.6万亿元的指标，但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信贷增长近20％，广义货币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都高于预期目标。
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房产等几个行业投资增长如此迅猛，后患无穷。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这种盲目投资，势必大大超出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带来重要原材料和煤电油的全面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进一步推动整个投资规模扩张，这种投资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扩张，只会和社会消费越来越脱节，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各部门间严重失衡，从而经济终将从“大起”转向“大落”，从“通胀”转变为“通缩”；二是形成严重金融风险，目前我国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为46%，投资项目中有38%来自银行贷款；水泥行业资产负债率为54%，投资项目中有39%来自银行贷款；电解铝行业资产负债率为54%，投资项目中有48%来自银行贷款。这三个行业供需状况又如何呢？预计到2005年，我国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水泥产量将达10亿吨以上，电解铝生产能力超过900万吨，这些产品都将大大超过需求量。例如，2005年全国电解铝消费需求量预计为600万吨水平，供过于求50%。严重的供过于求带来的损失都会形成银行的呆账和坏账。
中央政府高度警惕地看到了这一矛盾，及时做出了调控决策。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已到了必须淡出的时候，所以必须从货币政策方面考虑调控，前几年我国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在1997—1998年实行了稳健货币政策中的适度从宽，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此，取消了贷款限额控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并一再降低存款利率。这样，各行各业包括上述投资过热的那些行业，不但有了极宽松的贷款环境，而且借贷成本极为低廉，这无疑为这些行业进行盲目投资放开了资金的水龙头。要收紧这个水龙头，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惟独尚未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这是考虑到种种因素，包括发达国家目前利率水平很低，如我国提高利率显然会使国外资金流入套利而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还包括提高利率会加大企业利息负担（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比较高）以及使股市更加雪上加霜等。为此，央行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一是提高法定准备率（
可见，央行这次调控，并不是“一把刀”的“急刹车”，而是有限制和有支持的“点刹”，即该刹车的刹车，该支持的支持，再配合其他一些调控措施，例如
还有一点要看到的是，这轮宏观调控，尽管货币政策已显示出强有力的效应，但目前能迅速取得如此明显效果，与同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分不开。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着眼点也应更多地放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包括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利率体系，通过市场机制调整贷款投向。
克林顿总统把1996年美国经济的明显回升和活跃归功于自己，但分析家则认为应主要归功于消费者。
在199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慷慨地支出于住房、汽车、电冰箱和外出吃饭，这使得在1月份时看来有停止危险的经济扩张又得以持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基本上没理会过分扩大支出的警示信号。经济学家说．在星期五公布惊人强劲的数据中，消费者的无节制支出是主要力量。劳工部估算，经济创造了23.9万个就业机会，远远大于预期的水平。使这个月成为连续第5个月强有力的就业增加。现在的失业率为5.3％，是6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增长如此迅速，以致美国人又开始担心通货膨胀。
在各个行业中，就业增加最大的是零售业，它在6月份增加了7.5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将近一半是餐饮业创造的。在汽车、中间商、加油站、旅馆和出售建筑材料及家具的商店中，工作岗位的增加也是强劲的。但是，消费者这种无节制的支出方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当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者在决定是否要提高利率，以便使经济的加速不至于引起通货膨胀加剧时，这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已经积累了如此巨大的债务，以致他们被迫在随后的几年里放慢支出，这会引起经济增长放慢。在1996年第一季度，信用卡逾期不能付款的情况已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个人破产从1995年前3个月以来已达到15％。
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一致认为，1996年支出迅速增加主要是由暂时的因素引起的，如低利率、高于预期水平的退税以及汽车制造商的回扣等。而这些因素已经改变或不存在。
确定消费者支出过程中的一个无法预料的事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使较多消费者感到可以有持续的高涨。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解决股票市场投资的纸面获益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消费者支出更多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答案。但是，他们说，近年来的牛市给消费者更多地支出提供了某种刺激。
第十七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案
例 1:我国失业问题的分析
一、我国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突出。由于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正在跨入劳动者行列，“十五”期间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劳动力较“九五”时期平均每年多290万人。200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1%，2001年是3.6%，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1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人，而且城镇登记失业率继续攀升，2002年一年中就达3.8%。另外，农村还有1.5亿左右的富余劳动力急待转移。与此同时，就业岗位的增加量相对减少。由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原因，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在相对减少，90年代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左右。因此，尽管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90年代每年实际净增的就业岗位只有700万个左右。2001年全年实际净增的就业岗位达到940万个，但也不到80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劳动力明显供大于求，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第四季度，100名求职者只有75个就业岗位。
2. 求职者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6月的调查，青年求职者已占主体，35岁以下的求职者占七成以上，这与过去求职者主要为35岁以上大龄群体有明显的不同。且求职者文化程度较高，近一半为高中文化程度，大专以上者占1/3。
3. 国企下岗职工生存的压力较大，再就业率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1年协议时间到期的下岗职工占57%，2002年占33%。但由于七成下岗职工同原企业存在债务关系，而这些处于困境的企业解决不了债务的经济补偿问题。下岗职工年龄偏大，35岁以上的占72.5%，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等因素的制约，再就业难度增大，就业困难者增多。2001年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为227万，比上年减少133万，再就业率仅为30.6%。
4. 加入世贸组织初期，结构性失业人员会有所增加。从长期看，加入世贸组织能够使我国对外贸易享受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加快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但在初期，面对压力，各行业、各企业将会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进行资产重组、减员甚至破产，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人员增加。另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低迷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也会使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加剧。总之，针对日益突出的失业问题，扩大就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课题。
二、我国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岗位的供不应求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期和末期、70年代末，我国都曾面临过相当严重的就业压力。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国的就业形势再次收紧。其中国有企业职工比较集中的“下岗”问题，由于通货紧缩及市场商品供求失衡导致的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问题等构成了这个时期失业的新特征。对失业问题要辨证地来看。失业率上升，这不是一件好事，但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企业改革深化、劳动关系理顺、城乡统筹就业以及失业从隐性走向显性，都对经济发展发挥着良性的作用，应该说又是一件好事。缓解失业问题，根本上是要靠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2. 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条件。从最近十几年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大约可增加100万个就业岗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5%以下时，失业人员就会明显增多。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保障。同时，要统筹兼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一直占新增就业岗位的大部分，所以我们应当努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三、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我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从每个产业的增加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百分点（就业弹性）来看，2000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9，远高于第二产业的0.15和第一产业的0.25。再从每个产业的就业增长对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0年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为105%，远高于第一产业的37%和第二产业的-39%。也就是说，过去几年中国就业的增长，主要是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入WTO后，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必然加快，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就业的机会将会大量增加。
2.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也是缓解失业、促进就业的出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2年第二季度，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平均131个需求岗位只有100个劳动力供给，甚至于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也出现了供不应求。在东部地区，对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劳动力的需求是其供给数量的5倍多。另外，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近年也一直在上升。因此，教育培训作为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亟待加强。只要我们注意加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实用性，把教育培训与就业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3. 此外，我们还要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把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转向农民。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这既说明我国的就业结构明显落后，也说明我国城镇还有较大的发展和就业空间。因此，逐步把就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民有序流动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上来，有利于促使就此结构合理化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案 例 2:欧佩克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经济中一些最大的经济波动源于中东的产油地区。原油是生产许多物品与劳务的关键投入，而且，世界大部分石油来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中东国家。当某个事件(通常起源于政治)减少了来自这个地区的原油供给时，世界石油价格上升。美国生产汽油、轮胎和许多其他产品的企业会有成本增加。结果是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又引起滞胀。
第一起这种事件发生在70年代中期。有大量石油储藏的国家作为欧佩克成员走到了 一起。欧佩克是一个卡特尔——一个企图阻止竞争并减少生产以提高价格的卖者集团。而且石油价格的确大幅度上升了。从1973年到1975年，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世界石油进口国都经历了同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和衰退。在美国，按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几十年来第一次超过10％。失业率从1973年的4.9％上升到1975年的8.5％。
在几年后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又发生了。在70年代末期，欧佩克国家再一次限制石油的供给以提高价格。从1978年到1981年，石油价格翻了一番还多。结果又是滞胀。第一次欧佩克事件之后通货膨胀已有点平息，使现在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又上升到10％以上。失业从1978年和1979年的6％左右在几年后上升到10％左右。
世界石油市场也可以是总供给有利移动的来源。1986年欧佩克成员之间爆发了争执。成员国违背限制石油生产的协议。在世界原油市场上，价格下降了—半左右。石油价格的这种下降减少了美国企业的成本，这又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结果，美国经济经历了滞胀的反面：产量迅速增长，失业减少，而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案 例 3:我国1991—1995年通货膨胀成因及对策分析
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和显著的上升，通货膨胀的程度通常用物价指数来衡量。下面我们就根据1991—1995年零售物价指数来分析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一、 1991—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分析
从1991—1995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各年分别为：2.9％、5.4％、13.2％、21.7％和14.8％，最高在1994年达到了21.7％，是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涨幅最高的一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1993年3月份物价涨幅爬升至两位数起,以后一直在两位数上逐月攀升，从l 993年3月到1995年10月，物价涨幅在两位数的月份长达32个月。大致说来,这—次通货膨胀经历了两个阶段：
1．1991—1992年的矛盾积聚阶段(温和的通货膨胀阶段)
随着1990年第四季度我国工业生产逐步走出经济紧缩的低谷，增长速度开始加快，1991年国民经济全面回升，GDP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为2.9％。1992年GDP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2％，比上年增长率高出近5个百分点,当年的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显然仅为5.4％。但由于经济平稳，货币扩张，经济增长中的矛盾和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积聚。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为温和的通货膨胀。
2．1993—1995年释放发展阶段(加速的通货膨胀阶段)
经过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从1993年3月开始，物价涨幅即爬升至两位数(当月为l0.3％)以后，就一直在两位数上攀升，当年12月高达l7.6％，全年平均为13.2％。这是前两年通货膨胀压力逐步释放和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1994年的物价涨幅继续上行，于当年2月份达到20％以上，到10月达到这一时期的高峰即25％的涨幅。从11月份开始，物价涨幅开始回落,但全年平均仍然高达21.7%，1995年物价涨幅整体上较1994年逐月回落，全年平均为14.8%。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中的矛盾和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得以释放，我们称为加速的通货膨胀。
二、1991—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我国1991—1995年发生的通货膨胀，应该为供求混合推动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的拉动，又有供给成本的推进。
1．需求拉动的原因
（1）投资需求膨胀
1991年货币发行增长77.6％，应当说这是本期货币扩张的开始，特别是1992年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和开放，促使1992年经济超高速增长，货币发行在1991年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1.17倍，这些大量增发的货币连同大量违章拆借资金,又有相当的数量进入房地产、证券市场，其余则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使投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42.6%，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0.6%，扩张势头更为明显。
（2）消费需求偏高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居民收入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据银行统计，1992年工资性现金支出比上年增长25.3%，1993年又增长30.3%，1994年增长40.1%，由此可见, 消费者收入提高刺激了消费的增加。另外，投资的40%最终将转化为消费，从而又加大了消费的增加。
2．供给成本推进的原因
（1）工资成本推进
公务员工资改革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拉大工资差距吸引人才以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整体素质，贯彻按劳分配精神以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但在现行的就业格局下，存在工资刚性，拉大差距只能依靠增加工资，执行结果必然是全体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带动企业部门相继提高工资，企业又把增加的工资打入产品成本，一起构成新的物价上升压力。
（2）原材料价格上涨
1992年投资品价格上涨12.1%，比零售物价上涨5.4％高出6.7个百分点，1993年投资品价格上涨26.6％，比零售物价上涨13%高出13.6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上涨35.1％，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上涨33.7％，钢材、木材、水泥出厂价比上年分别上涨82.7%、28.5％和48％,使得加工企业成本大大增加，1993年预算内工业企产品销售成本上升28.3%，因此, 企业只能通过涨价转嫁损失, 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三、1991—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分析
1991—1992年的通货膨胀因为物价涨幅不大，且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故可以不必过分干预。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物价涨幅达到两位数，因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消除通货膨胀：
1．提高利率解决需求拉动通货膨胀
提高利率主要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使企业的资金成本上升，投资下降。同时, 提高利率使消费者将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由于消费与投资为总需求的两大组成部分, 消费与投资下降，使总需求下降, 使物价水平下降，解决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2．刺激生产来解决成本推进通货膨胀
采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税率等手段，可实现降低生产成本、刺激生产、增加总供给的目的，解决成本推进通货膨胀。
由于我国的通货膨胀属于供求混合推动的通货膨胀，因此，要将上述两种措施结合起来，综合考虑配合使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案 例4:沃尔克反通货膨胀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为反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说明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
20世纪70年代，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1979年夏，通货膨胀率高达14%，失业率高达6%，经济增长率不到1.5%。在这种形势下，沃尔克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台后把自己的中心任务定为反通货膨胀。他把贴现率提高到12%，货币量减少，但到1980年2月通货膨胀率仍高达14.9%。与此同时，失业率高达10%。沃尔克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继续实施这种紧缩政策，终于在1984年使通货膨胀率降至4%，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沃尔克反通货膨胀的最终胜利是以高失业为代价的。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率减少1%的过程中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的百分比称为牺牲率。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必然引起失业加剧。这充分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在短期内存在交替关系，实现低通胀在一定时期内要以高失业为代价。
经济学家把牺牲率确定为5%，即通货膨胀每年降1%，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5%，沃尔克把1980年10%的通货膨胀率降低至1984年的4%，按此推理，每年减少的国内生产总值应为30%。实际上，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并没有这么严重。其原因在于沃尔克坚定不移的反通胀的决心使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下降，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向下移动。这样，反通货膨胀的代价就小了。但代价仍然是有的，美国这一时期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达到10%。反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证明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也说明维持物价稳定的重要性。
第十八章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
案 例1:罗宾逊•克洛索的经济学
罗宾逊•克洛索是流落在一个遥远小岛上的海员。由于克洛索一人生活，所以，他的生活简单，但他必须作出许多经济决策。考虑克洛索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对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可以说明在更大、更复杂的经济中人们所面临的决策。
为了使事情简单化，设想克洛索只从事少数几种活动。克洛索把自己的一些时间用于享受闲暇，也许是在他这个岛的周边游泳；他要把其他时间用于工作，既可以是捕鱼，也可以是收集藤蔓织渔网。这两种工作形式都生产了有价值的物品：鱼是克洛索的消费，渔网是克洛索的投资。如果我们计算克洛索在岛上的GDP，我们可以把捕到的鱼的数量和织成渔网的数量加在一起。
克洛索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他面临的机会把自己的时间分配于游泳、捕鱼和织渔网上。假定克洛索要实现最优化是合理的。这就是说，在自然带来的限制为既定时，他选择对自己最好的闲暇、消费与投资量。
随着时间推移，克洛索的决策会随着外部环境对他的生活的冲击而改变。例如，假设有一天一大群鱼游过这个岛。克洛索的经济中GDP会由于两个原因而增加。第一，克洛索的生产率提高了：由于水中有大量鱼群，克洛索每小时捕到的鱼更多了；第二，克洛索的就业增加了。这就是说，他决定暂时减少自己的闲暇享受，以便努力工作，并利用这个不常见的机会捕鱼。克洛索的经济处于繁荣时期。
同样，假设有一天暴风雨来了。由于暴风雨使室外活动困难，生产率下降了：用于捕鱼的每小时或织渔网的每小时带来的产出少了。克洛索对此的反应是决定把较少时间用于工作并在毛草屋中等待暴风雨过去。对鱼的消费和对渔网的投资都减少了，因此，GDP也减少了。克洛索的经济处于衰退中。
假设有一天克洛索受到土著人的攻击。在他保卫自己时，克洛索享受闲暇的时间也少了。因此，保护自己的需求增加刺激了克洛索经济中的就业，特别是“防卫工业”中的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克洛索用于捕鱼的时间少了，因为把这项工作放一段时间是容易的。因此，防卫支出挤出了投资。由于克洛索把更多时间用于工作，GDP（现在包括国防的价值在内）增加了。克洛索的经济经历着战时繁荣。
这个有关繁荣与衰退的故事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的简单性。在这个故事中，产出、就业、消费、投资和生产率的波动都是个人对其环境不可避免的变动所做出的自然而合意的反应。在克洛索经济中，波动与货币政策，粘性价格，或任何一种市场失灵无关。
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中的波动也与罗宾逊•克洛索经济中的波动一样，对我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的冲击（就像岛上天气的变化）改变了就业与产出的自然率。这些冲击并不一定是合意的，但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了这些冲击，GDP、就业和其他实际宏观经济变量相应的波动就是合意的。
罗宾逊•克洛索寓言和经济学家中的任何一个模型一样并不打算刻板地描述经济的运行。相反，它力图抓住经济周期的复杂现象的本质。
案 例 2: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总产出的增加。经济增长通常用一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来衡量。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它决定一国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增长率上的细小差别会在未来转变为经济活动水平的巨大差异，因为经济增长是年复一年累积而成的。这个概念很容易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假定现在有两个国家，分别为A国和B国，而且每个国家的实际GDP均为1000亿美元。但是，A国每年经济增长率为3%，而B国每年经济增长率为2%。一年之后，A国实际GDP为1030亿美元（1000亿美元×1.03），B国实际GDP为1020亿美元（1000亿美元×1.02）。又过一年之后，A国实际GDP为1060.9亿美元（1030亿美元×1.03），而B国实际GDP仅为1040.4亿美元（1020亿美元×1.02）。注意在第二年度两国实际GDP的差距比第一年的差距大，因为每一个后来的年份都为A国提供了一个更高的GDP增长水平。表8-1说明了在25年里A国和B国分别以3%和2%的速度增长所导致的两国不同的实际GDP。每年B国和A国的差距都越拉越大。正如表8-1所示，24年后A国经济总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多。
美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1985年美元来衡量，从1870年的2244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8258美元，增长了7.1倍。这一实际人均GDP的增长对应于每年1.75%的增长率。这一成绩使的美国1990年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实际人均GDP。
为了评价增长率上很微小的差异与长时期结合起来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计算一下如果美国自从1870年以来是以每年0.75%即以低于它实际速度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到1990年它会在怎样的位置。每年0.75%的增长率接近于印度（每年0.64%）、巴基斯坦（每年0.88%）和菲律宾（每年0.86%）在长期中——从1990年到1987年——所实现的增长率。如果美国在1870年是以实际人均GDP2244美元开始，而在接下去的120年间以每年0.75%的速度增长，则到1990年它的真实人均GDP将为5519美元，仅为1870年值的2.5倍及1990年18258美元实际值的30%。如果是这样，它将不再排名世界第一，而在127个国家中仅名列第37位。换言之，如果增长率每年只低1个百分点，那么1990年的美国实际人均GDP将接近于墨西哥和匈牙利，而比葡萄牙和希腊还要低近1000美元。
再假定美国实际人均GDP自1870年以来每年高出其实际值1个百分点即2.75%的速度增长，这一更高的增长率接近于在长期中日本（从1890年到1990年每年2.95%）和中国台湾（从1990年至1987年每年2.75%）所经历的增长速度。如果美国仍然在1870年以2244美元的真实人均GDP开始，且在接下来的120年间以每年2.75%的速度增长，那么它1990年的真实人均GDP将达到60841美元——27倍于1870年值，也3.3倍于1990年18258美元的实际值。60841美元的真实人均GDP大大超越了任何国家的历史经验数据，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每年1.75%的美国长期增长的持续，意味着美国到2059年可以达到60841美元的实际人均GDP水平。
100多年前，日本并不是一个富国，1890年日本人均GDP为842美元，远远低于当时的阿根廷的水平。但是，从1890年到1990年，靠着GDP按照3%的速度增长，日本已成为当今的经济超级大国，到1990年，日本人均GDP已达16144美元，远高于阿根廷1987年人均GDP3302美元的水平。
表8-1 不同的增长率对长期经济业绩的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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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
A国实际GDP （10亿美元），3% |
B国实际GDP （10亿美元），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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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
100.00 103.00 106.09 109.27 112.55 115.93 119.41 122.99 126.68 130.48 134.39 138.42 142.58 146.85 151.26 155.80 160.47 165.28 170.24 175.35 180.61 186.03 191.61 197.36 203.28 |
100.00 102.00 104.04 106.12 108.24 110.41 112.62 114.87 117.17 119.51 121.90 124.34 126.82 129.36 131.95 134.59 137.28 140.02 142.82 145.68 148.59 151.57 154.60 157.69 160.84 |